徐朔方

内容提要  袁于令卒于1674年，明亡后已近三十年之久，然其戏曲皆作于明亡之前，其出仕则在清初，其名作《西楼记》于晚明曲坛影响之大，传唱甚盛，因其风流不检，且出仕新朝，为人诟病，本谱特为考证，以明真相，本文对明清之际所谓爱国主义问题特别加以讨论，对评论同类人物应有启发。

关键词  袁于令  戏曲  《西楼记》  爱国主义

作者  徐朔方，原名步奎，1923年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  论

袁于令（1592～1674），以字行。原名晋，又字昭。他在明朝灭亡的1644年，已经是五十三岁虚龄了，在清朝生活整整三十年。他的戏曲作品都在青年时完成，是一位道地的晚明曲家。他的仕途生活却又全在清朝度过。

应该说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不过由于他处于当时人所瞩目的中心地位，争论并未正式展开，而在当时信口雌黄、臧否人物的笔记和野史中留下了截然相反的记录。

对他的否定以松江文人董含的《三冈识略》为代表。董说他“词品卑下，殊乏雅驯。与康（海）王（九思）诸公作舆台，犹未首肯。其为人贪污无耻，年逾七旬，强作少年态，喜谈闺阃事，每对客淫词秽语冲口而出，令人掩耳。”感谢他的率直粗暴的记载，后人才能确定袁氏的卒年。

对《西楼记》的酷评并非此一家。邻县常熟曲家徐复祚在《花当阁丛谈》中论及《西楼记》说：“调唇弄舌，骤听之亦堪解颐，一过而嚼然矣。”毋庸讳言，创作《西楼记》时，作者不满二十岁，还谈不上驾驭文字的熟练技巧。这一点在将近二十年后的南杂剧《双莺传》中已有明显改进，虽然就整体而论，它难以跟《西楼记》同日而语。问题是《三冈识略》的作者并不限于文词的品评，而是由文品而否定袁的人品。言外之意倒是作者对袁于令在清初出仕颇有异议，虽然他本人也是清初顺治十八（1661）年进士。可能他只是转述当时的传闻，而他本人并不明底细。

杭州毛先舒（1620～1688）是公认的气节之士，明亡后闭门不出，人称草荐先生。他有一篇《赠袁箨庵七十序》。序也说到袁于令“声伎游酒，至老不衰”，而以一个“真”字加以善意的诠释。我看董含和毛先舒实际上都已接触到明清之际士人的气节问题。

董含没说出来的话，可能包含着当时传闻甚广的流言蜚语：袁于令曾在顺治年间出任荆州知府，而这一职务是为了酬劳他清兵南下时曾代苏州士绅撰写降表（见孟森《西楼记传奇考》引《顾丹五笔记》）。其实，1645年6月清军南下苏州时，袁于令已经在北京清廷出仕。他由州判官，升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顺治五年才升任荆州知府。这是按年资逐级提升，不是什么特殊的酬劳。五年后以“侵盗钱粮”罪被弹劾罢官。

明清之际，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被后人称为爱国主义思想家。黄与顾都曾经在清朝所否定的鲁王、唐王继续搞清的小朝廷接受官职。他们都参加过反清的武装斗争，都谢绝清廷博学鸿儒的征召。顾曾在亡国之后“四谒孝陵，六谒思陵”（见《清史稿》，卷四八一），以示对明朝的忠心。这是一个方面。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是清朝的内阁学士。顾炎武自述：“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完而已。”（《与潘次耕札）黄宗羲则在《与徐乾学书》中居然称清帝为“圣主”；作为晚明忠臣黄尊素之子，他竟然恳请清初的大官僚徐乾学为亡父书写“碑铭”，并且请他为孙子黄蜀在科考时于以方便。顾炎武虽然在《日知录》中强调改朝换代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但他紧记在心的仍然是嫡母的遗嘱：“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先她王硕人行状》）。应该说顾与黄都是忠君思想者，离开爱国主义思想还有－段距离。这一时代的局限性，凭个人条件要超越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民主主义的中华没有诞生，当然不可能有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夕有“驱除靴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这个“中华”，主要指汉族，和“五族共和”的提法不一样。两个提法同时并存，正好表明不专指汉族一家的中华民族尚在形成之中。

不仅顾炎武、黄宗羲如此，清初两大名剧《长生殿》和《桃花扇》也一样。洪昇（1645 —1704）既有《恭遇皇上视学，释奠先圣，敬赋四十韵》那样为清朝颂圣的诗，又有“白头遗老在，指点十二陵”那样的诗句。孔尚任（1648—1718）有一篇《出山异数记》，记载清帝驾临曲阜祭孔时，他因御前讲经应对得体，受到嘉奖。因此他离家到北京，做了十年国子监博士。他的《己已（康熙二十八年，1689）存稿》中有诗《拜明孝陵》二首。其一云：

夕阳红树问青苔，点染钟山土一堆。

厚道群瞻今主拜，酸心稍有旧臣来。

石鳞（应+粦）碍路埋棒草，玉殿存炉化纸灰。

赖有白头中使在，秋晴不放墓门开。

这首诗之所以引人注意，因为它将作者对明朝的思念和对新朝的歌颂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桃花扇》敢于面对南明覆亡的当代题材，在一曲《哀江南》中抒发了作者哀怨欲绝的兴亡之感，但是如狼似虎的清兵南下场面不见了，史可法被俘不屈而死改成了“沉江”自杀。因此严格地说，《长生殿》和《桃花扇》都没有鲜明的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思想，而基本上没有摆脱改朝换代时的忠君思想。

本文无意对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和剧作家进行寻瘢索疵的吹求，而是忠实地指出在他们的时代不可能出现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思想。鉴于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他们所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他们的有所不言和委曲求全毋宁说在事实上倒有助于包括各兄弟少数民族在内的现代的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形成。

如果顾炎武、黄宗羲以至洪昇、孔尚任真的义无反顾地走上与清朝政府不妥协、不合作之路的话，请允许我反问一句：是不是只有汉族才可以统治中国？少数民族如蒙古或满族入主中国难道就不是合法的正统？请问中华民族是不是应该还原、倒退为各管各的各个部族的并立？我想站在肯定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立场答案只有一个。

袁于令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以他的创作而论也是如此。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将《西楼记》列人卷下《清人传奇》。他的具体论述见《新曲苑· 西楼剑啸》。他认为《剑啸》中胥长公说：“我曾为一州之长”，指的是袁氏在清初顺治年间出任荆州知府。据此，不言而喻，《西楼记》的创作只能在清初。现在至少有三条明代记载证明此剧作于明亡之前。

1.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卷二南商调［梧桐树·舟中端午］套跋云：“名姬周绮生，才色两绝。‘酒剩蒲香冷’，其《鸳湖口占》句也。辛亥(1611，万历三十九年）午日，偶谱人小词，庶令个中人残唾遗珠，犹博人间几匹绢耳。绮生，予未曾识面，间闻之暗生，大约风流高韵人也。应是值得一死。乃《西楼记》成，而于鹃身黝名辱，殊色诚可怜，美才亦可惜。为一妇人，身为逐客。呜呼，悲夫。”施氏华亭人，离袁的家乡长洲很近。他的生卒是1588 ～1640。因此“辛亥日”只能是万历三十九年的端午，《西楼记》当作于前一年，才能和施绍莘的记载相吻合。

2.常熟曲家徐复祚的《花当阁丛谈》以卷五《沈同和》的记载为最后。沈同和是《西楼记》池三爷的原型。徐复柞的生卒为1560 ～1629 或略后，决不会迟到明亡之后。

3.汤显祖《玉茗堂诗》卷十六有《楚江秋》七绝四首，它们是《西楼记》演出本《楼会》和《玩笺》剧情的概括。第几首“坐听阑干琥拍词”, “琉拍词”指《玩笺》中的曲牌《琥拍猫儿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汤显祖在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616年7月29日）去世。他的三儿开远因父病，没有在前一年冬去北京应试。可见汤氏在万历四十四年春已经病重，此时听歌观剧的可能可以排除。这四首诗应作于万历四十三年之前。

著名史学家孟森（1868 ～1938）氏作有《西楼记传奇考》（见《心史丛刊》二集），用力甚勤，清初诗集如《吴（伟业）诗集览》《静惕堂诗》《定山堂集》及清初笔记如据俞樾《茶香室三钞》转引《顾丹五笔记》都已人览，又引用董含《三冈识略》，得以厘定袁氏入清后之宦历及卒年。至于《西楼记》本身，则纠正《小浮梅闲话》之所谓袁与沈同和争妓“盖康熙初年事也”，进而断言“其（袁）与沈同和为爱恋之敌，实在明天启初”，并据《列朝诗集》闰集，查明剧中女主角穆素徽之原型实为名妓周文字绮生。可惜他没有注意到本文所引用的晚明的三条记载。《西楼记》的创作实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 这是他在生前难以逆料的事。

吴梅以一代曲学大师将晚明万历时创作的《西楼记》误判为清初作品，正如同孟森氏的《西楼记》考证未能查清它的创作年代一样，这不能全部归咎于他们的失误。《六十种曲》本《西楼记》第一出《标目》第一曲【临江仙】前半说：“白发无根愁种就。劝君及早徜徉，风流节侠满词场。尊前颜似玉，灯下语如簧。”很难说这是作者十九岁时的自白。《西楼记》曾经作者多次修订，可惜我们不了解他每次修订的详情。《西楼记》曾在顺治、康熙年间多次演出，作者并以此招待他在新朝为官的友人，人们容易由此而产生误解，似乎它是当时的新作。

毛先舒在《赠袁箨庵七十序》中转述袁于令的自白：“若仆生神庙初载耳。藉父祖之清华（袁于令的祖父年，曾任陕西按察司使，父亲堪，曾任广东肇庆府同知），恣游遨，其视大江以南山水皆吾园地，而名姝巧笑，倡优狎客之徒，悉家隶也。歌词一落笔，晨而脱稿，夕遍里巷。过数十日，而海内管弦而歌。凡北里、善和诸坊曲，氍毹灯烛，高堂所奏，无非袁生辞也。”文中所描写的承平时代的灯红酒绿、眠香访翠的征歌作曲生涯，当然包括《西楼记》初出时的情况。它说明《西楼记》的创作不是一般曲家枯坐书斋中的引商刻羽之作，而是出于歌场酒馆的场上之曲。剧中描写的严父的拘管和学友在严父前面的挑拨，都是那个时代的常情。在同一地区，只早了二十年光景，宋林澄的《悔读古书记》就记录了家长为了子弟集中精力于举子业，包括《韩非子》、《史记》在内的一切古书都被禁止。袁于令正是那个时代的浪子，风流放荡和醉心游侠可说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于鹃和胥长公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传或自我想像的成分。剧中情节紧凑，跌荡起伏，以错认和误会作为剧情发展的线索，这正是后来苏州曲家群和后来诸如“十错认”的创作特色。《西楼记》男女主角各从别人口里得到对方己不幸死亡的消息，后来才知是误会。女主角从苏州逃往杭州，原以为是投奔亲戚，却被池同设计卖为小妾；坚拒不从时，提出设水陆道场为于鹃超度，却意外地为侠者胥长公牺牲小妾轻鸿而救出。种种误会和巧合，《西楼记》可说开一代风气之先。作为生旦为主角的传奇剧，主要的一支唱腔非常重要。作者不是挖空心思去杜撰，而是就歌场的现成流行名曲中去发掘。〔楚江情〕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曲，调不甚高。而以流行一时为特色，它只改动几个字，就十分切合地写出了一个名妓对意中人的殷切思念。吴梅指出这一曲出于周宪王朱有墩笔下，很可能当时作者只是从《吴觎萃雅》这本流行曲集中见过它，未必知道它的原作者。“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也许是诗人陆游始料不及的对他的名句的妙解。

袁于令在后来《隋史遗文》序中说：“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很可能《西楼记》某些情节的构思得力于此，而和四平八稳的传统手法有所不同。

袁于令的剧作除《西楼记》《鹔鹴裘》和《双莺传》外都没有流传下来。《剧说》卷三引《旷园偶录》云：“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锁》，而今人盛行《西楼》。”今存《金锁记》是叶宪祖的作品，可能袁于令对它作过校改。

袁 于 令 年 谱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

袁于令出生。

据《南音三籁》袁序年款康熙戊申（七年，1668）七十七岁逆推。

于令为袁堪长子。祖年，曾祖褒。

于令原名晋，字温玉。一字令昭，号凫公，晚号箨庵。以上据《吴门袁氏家谱》。据《汪尧峰文集》卷三十五《袁氏六俊传》，曾祖卧雪公袁褒，字与之，太学生。著有《东窗笔记》、《括囊橐》。祖年，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使。父堪字元逊，万历二十八年（1600）进士。崇祯时任广东肇庆府同知。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十九岁

作《西楼记》传奇。

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卷二南商调【梧桐树·舟中端午】套跋云谈及《西楼记》之作，引文见前，此不赘。按施氏华亭（今属上海市）人，密迩苏州。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其生卒为1588～1640① 。此为予所见《西楼记》之最早记载。其套曲作于辛亥（1611）午日，传奇当作于前一年，始有“于鹃身黜名辱”之说。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六引《书隐丛说》云：“吴江有沈同和者，以财雄于乡。凡新到妓女，必先晋谒。名妓穆素徽，美而才，循例谒沈。时适有文会，袁箨庵以名下士居前坐。美人名士，一见倾心。席间私语移时，沈不怿，加诮让焉。箨庵遂快快失志，如崔千年之于红绡妓也。有门下士冯某者，喜任侠，有胆力，知箨庵意，则慷慨激昂，以古押衙自命。一日，沈挟穆游虎丘，冯迳登沈舟，出不意夺穆而去。沈怒，讼之宫。箨庵父大惧，送子系狱以纾祸。箨庵于狱中抑郁无聊，乃作《西楼》以寄慨。”“箨庵父大惧”，盖同和之父与箨庵之祖为同年进士，方自河南巡抚乞归。曲话言及沈同和，以徐复祚为最早。据拙作《晚明曲家年谱· 徐复祚年谱》，其生卒为1561～1629 或略后，所著《花当阁丛谈》一名《三家村老委谈》，记事以卷五《沈同和》为最后。跋语云：“余自丙子（万历四年，1576）至今（1627）五十年来，目击科场之坏日甚一日。”其所记《沈同和》云：“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会试天下举人，大学士方从哲为总裁。取中沈同和为会元，第六名为赵呜阳，俱吴江人。同和字知乐，河南太素巡抚（名季文）子也。与余曾有杯酒交。盖裘马自矜，豪横纵恣，目不识丁人也。余居海上三家村，声闻既邈，性又不喜谈时事。故至三月尽始知同和作会元。不觉吐舌不能收。曰，有是哉！天下有不识字会元乎？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矣。然不知斯时台省已交章论劾矣。并及总裁与房考韩都给事（名光祐）。得旨复试。同和终日不成一字，竟至曳白。法司鞠问，始知同和与鸣阳系儿女亲，贿赂同号。同和文，鸣阳所作，然文固佳，非有贿买主司情弊（原文如此，非字疑衍）。复得旨同和充卫军，鸣阳运炭，人皆快同和之摘发，而深惜鸣阳之废弃终身云。”据《明督抚年表》，沈季文万历五年进土，自万历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六年任河南巡抚。三十六年以疾乞休，归逾年卒。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将《西楼记》列入卷下《清人传奇》。其具体论述见《新曲苑》《西楼剑啸》。全文云：“此折为凫公自改《西楼传》中《侠概》也。《侠概》原文是南词，不称长公口吻。改之极是。此独以北词登场，则合矣。实即为自己写生。曲中通名处云：‘表字昭令’，凫公原字令昭也。龆名剑啸，凫公阁名也。又云：‘我曾为一州之长’，凫公原知荆州府事也。此词向不得见。毛刻本《西楼》亦未收录。嘉定王培孙植善得剑啸阁自订《西楼》二卷，后附此套，遂假归抄之。”案，“表字昭令”与改前相同；“我曾为一州之长”，改前为“少年曾为州牧”，其意实同。吴梅所云“‘我曾为一州之长’，是公原知荆州府事也。”据本谱所考，凫公于清顺治五至十年（l648～1653）为荆州知府，而《西楼记》作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相差三四十年之久，此等牵强附会处不辨而自明。

汤显祖《玉茗堂诗》卷十六有《楚江秋》四首。全文如下：

等是迁延醉一程，凄鸾愁风语分明。

柔情怕逐江流转，一曲琵琶引曼声。

病倚珠帘微嗽时，无缘相见丰蹙蛾眉。

楚江秋色清如许，坐听阑干琥珀词。

绕江幽怨逐絃深，楼外秋山起暮阴。

大有行人偷下泪，参差弹破碧云心。

楚云如梦夜何如？泥泥弦中说众诸。

落月满帘风露急，为谁清怨与踌躇。

冯梦龙改编《西楼记》，易名《楚江情》。盖《楚江情》为剧中男女主角定情曲。四首七组所写恰为全剧流传最广之《楼会》及《玩笺》两出。第八出《病晤》演出本改名《楼会》。第二十出《错梦》演出本则以前半出为《玩笺》，后半为《错梦》。原作在两者之间插入十二出戏。但在散出演唱时以《玩笺》直接《楼会》并不少见。“琥珀词”除《玩笺》中曲牌《琥珀猫儿坠》，别无可解释。

由此四首词不难想见若士生前已见《西楼记》散出或演或唱。若士于万历四十年丙辰六月十六日（公历七月二十九日）病故。是年有进士试，江西考生例于先一年冬启程北上。若士三儿开远以奉养病父不愿远出，放弃此一机遇，可见若士已染沉疴，万历四十四年上半年听歌观剧之可能性可以排除。如是则若士与闻《西楼记》散出之时，必在万历四十三年之前。此可为《西楼记》成于晚明之旁证。

余为晚明曲家年谱四十二种（原有三十九种，增订本增加三家），当时传奇作家执笔填曲不在出仕前，即在归休后。除隐者流，无一例外。孟森作《西楼记传奇考》，得以厘定袁氏入清后之宦历及卒年，惜未能考定其年岁及《西楼记》作年。本谱不欲掠美，谨声明如上，但于其引用各书加注卷次。以上为孟森氏关于袁氏其人之考证，至于《西楼记》本身，则纠正《小浮梅闲话》之所谓袁与沈同和争妓“盖康熙初年事也”，进而断言，“其（袁）与沈同和为爱恋之敌，实在明天启初”（据本谱考查，实在万历三十八年），并据《列朝诗集》闰集，查明剧中女主角穆素徽之原型实为名妓周绮生。孟森氏引用陶煦周庄志· 流寓》 云：“明沈同和字志学，吴江人。美丰姿，善词赋，独不长于制艺。万历乙互爪四十三年）举于乡，乃其系赵鸣阳之文。丙辰（万历四十四年）会试仅成一艺，余亦鸣阳代作。同和中会元，鸣阳第六。京师哗然，事遂上闻。有救者言其能诗，即命殿前赋梅花诗一百首，顷刻而成。上意欲赦之。或曰：国家以八股取士，未尝用诗。仍令覆试以‘士憎兹多口’命题，竟日不能成篇。遂与鸣阳同黜，罪以流。时有‘丙辰会录，断么绝六”之谚，后遇赦归，隐居镇中。复营别业于镇西之张家滨，与得阳湾陶唐谦善。朝夕往来，相隔一溪。故有诗云：‘昨夜灯前曾有约，今朝移艇渡溪来。’妓穆素徽者，四方名士争欲得之。同和匿之张家滨。有不欢于同和者，制为《西楼记》传奇。所称池三公子，即指同和也。西楼遗址，嘉庆初年尚存，素徽即葬于此。”

《西楼记》第八出【楚江情】标明由二曲合成。全文如下：【楚江情·香罗带】朝来翠袖凉，薰笼拥床。昏沉睡醒眉倦扬，懒催鹦鹉唤梅香也，把朱门悄闭，罗筛漫张，一任他王孙骏马嘶绿杨。【一江风】梦锁葳蕤，怕逐东风荡。只见蜂儿闹纸窗，蜂儿闹纸窗，蝶儿过粉墙，怎解咱情况。吴梅《顾曲塵谈》卷下云：“即世所传【楚江情】‘朝来翠袖凉’一只，亦袭古曲之【五更闺怨】，乃能倾动一时，殊出意料之外。”吴梅《朱有燉诚斋乐府跋》云：“至（朱有墩）乐府散套，则明清两代藏家，从未著录，洵为海内孤本。吾友通县王君孝慈，得诸厂甸……此书不分卷数，仅分散曲、套数两类……又【楚江情·闺情五更】，别见《吴骚》选本，题作古词，不知为诚斋所作，且每首后又附北曲【金字经】一支，亦为诸选本所未及，可征明季曲选之陋。而‘二更’一曲与袁箨庵《西楼》【楚江情】大同小异，尤可知箨庵虽负盛誉，实丐乞宪藩之馀沥。”见《吴梅戏曲论文集》第472～473页。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苏州梯月主人编《吴歈萃雅》元卷收有【楚江情】一套，首句为“二更露下凉”，由【楚江情·金字经】、【楚江情·金字经】组成。第三曲【楚江情】当是于令所据以改编者，全文如下：“二更露正凉，金炉烬香。檐前铁马声韵扬，闷推鸳枕唤梅香也，把银釭点上，罗帏款张。知他在谁家系马嘶绿杨？多管是路柳墙花，引得他心飘荡。月儿过粉墙，月儿过粉墙，风儿透纸窗，怎受得凄凉况”。二曲虽有不少语句因袭，然情景人异。原曲怨情郎受路柳墙花所勾引，因此独受凄凉。凫公略改数字，与《西楼记》情景及人物十分投契，因心上自有钟情，只怪蜂蝶纷纷，不解人意。《西楼记》不足之处正是此等曲嫌少，不嫌其多也。

同郡褚人获《坚孤续集》卷二《西楼记》云：“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往就正于冯犹龙。冯览毕，置案头，不置可否。袁惘然，不测所以而别。时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今必馈我百金矣。乃诫阁人勿闭门。袁相公馈银，未必在更馀，可迳引至书室也。家人皆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及至，见门尚洞开。问其放，曰主方秉烛，在书室相待。惊起而人。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矣。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是记大行，《错梦》尤脍炙人口。”按，犹龙改编此剧，每出之上皆有眉批，未涉此意。又剑啸阁自订此剧，名为《西楼梦》，若无《错梦》，何名为梦？梦龙捉笔之说不足信。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二十岁

长子颖生。

据《家谱》。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二十四岁

次子靕生。

据《家谱》。

思宗崇祯元年戊辰（1628）三十七岁

作《瑞玉》传奇，今佚。

《瑞玉》传奇演魏忠贤门下走卒应天巡抚毛一鹭及织造中官李实构陷周顺昌及五义士事。据《明史·思宗本纪》，去年十一月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六日后处死。《瑞玉》当作于去今两年。据《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周于去年六月十七日被害。

孟森《心史丛刊》二集《西楼记传奇考》云：“于令之勇于作传奇，在明季启祯（当提前为万历）之间。《顾丹五笔记》已举其《金锁记》、《长生乐》、《玉麟符》、《瑞玉》等诸名。其《瑞玉》一种为五人墓事。雷琳等《渔矶漫钞》：明袁箨庵作《瑞玉》传奇，描写逆珰魏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局太监李实构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词曲工妙，甫脱稿即授优伶。群绅约期邀袁，集公所观唱演。是日诸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优人请曰：剧中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诸公各拟一调。俄而袁至，告以优人所请。袁笑曰：几忘之。即索笔书【卜算子】云：‘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迷天网。’语不多，而句句双关巧妙。诸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一鹭闻之，持厚币遣人求袁改易，于是易一鹭曰春锄。”据《明督抚年表》，毛一鹭天启五年正月任应天巡抚，六年九月升南京兵部侍郎。六年十月毛一鹭报升兵部侍郎，斩五人于阊门吊桥。

崇祯二年已巳（1629）三十八岁

为沈泰编《盛明杂剧》二集作序。

《为林宗词兄叙明剧》云：“沈林宗兄博蒐明剧，汇而选之，铿然一部鼓吹。胜国词林不能专美于前矣。索剧于余，余向未撰此（杂剧），苦无以应。复命余弃首。序成，复为邮筒沉阁，因载于二集。”署“己巳秋日幔亭峰音叟题。”

南杂剧《双莺传》七折，传二书生秋试不第，遇妓人二莺姊妹事。南曲。或作于二集序前不久。

崇祯三年庚午（1630）三十九岁

于绍兴途次，得祁彪佳来书。

祁氏《远山堂日记》（庚午春夏）《与袁凫公》云：“白古来知己难，知音尤难。幸仁兄来自金闾，叶桐柏（宪祖）又尚留郡城，不可失此良晤。拟于初二日即曲水园，祈仁兄与叶桐老一叙，万惟俞之。”信又有“玉纤初浴之际”云云，初二日当指五或六月，时叶被命南京刑部主事，犹未赴任也。祁彪佳，天启二年（1622）进士，时以苏松巡按里居。崇祯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执苏松，旋以改忤马士英归。潞王监国杭州，授兵部侍郎总督苏松，未受职而清兵渡钱塘江，自沉于寓山园。黄宗宪《（岳父叶宪祖）改葬墓志铭》于其岳翁每多过情之誉。如铭文云：“吴石渠（炳）、袁令昭词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诋诃，然后敢出：令昭则槲园（叶宪祖）弟子也。”不知何所据。若桐柏与凫公果有师生之谊，何待旁人促其良晤也。《改葬墓志铭》又举其岳父所著《莺镵记》为“有明第一手”，余诚不知所谓一代闻人有如此事也。

崇祯六年癸酉（1633）四十二岁

改编《隋史遗文》并作序。

序署：“崇祯癸酉玄月无射日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吉衣似为姓氏之分写。序云：“遗史以蒐逸。蒐逸者何，传奇也。……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憾“金马石渠之彦，眼眶如黍，不解烛材；胸次如杯，不能容物；有手如挛，不能写照。重之好憎在心，雌黄信口，安得貌英雄，留之弈世哉。向为《隋史遗文》，盖以著秦囗（胡）国于微，更旁及其一时恩怨共事之人，为出其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𡒄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致胜之奇，摧坚陷阵之壮，凛凛生气溢于毫楮。”此与“剑啸阁”（批评秘本）具名所包涵不平之气概可为表里。如第三十九回“我朝陈眉公道”一段似为官逼民反张目，以当时形势言之，可谓难得已。

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五十四岁

仕清，自州判官升工部主事。

《吴门袁氏家谱》云仕清授州判官，升工部虞衡司主事，迁本司员外郎，提督山东临清砖厂兼管东昌道。

龚鼎孽《定山堂诗集》卷十七有诗《袁凫公水部招饮，演所著〈西楼〉传奇，同秋岳赋》，此诗作于今年冬。龚为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本年九月迁太常少卿。在此之前，岛公已为州判官，惜不知为何州，何年北上。《定山堂诗集》卷五又有诗《袁蒐公水部将之清源，同秋岳、雪航集小斋赋别》。此诗作于本年冬，时凫公升临清关监督。何年升主事升员外郎，不详。

据《清史稿·世祖本纪》，清军于本年五月渡长江，占南京，时凫公已在北京出仕。

顺治三年丙戌（1646）五十五岁

春夏间已在工部虞衡司员外郎任，提督山东临清砖厂兼管东昌道。

据《吴门袁氏家谱》。

《定山堂诗集》卷十七有诗《酬袁凫公水部丙戌寄怀》，诗云：“檐桐受雨绿初深”，是春夏间景色。

《定山堂诗集》卷十七有诗《袁凫公水部招饮，演所著〈西楼〉传奇，同秋岳赋》，同书卷五有诗《袁凫公水部将之清源，同秋岳、雪航集小斋赋别二首》，其二云：“南国人初少，西楼梦渐多”；以上两题作于本年冬。

曹溶《静惕堂诗》卷十有《西楼曲赠令昭》，卷三十有诗《令昭水部招同百诗、岂凡两少宰、芝麓奉常、孝绪太史、雪航侍御、尔唯、舒章两中翰演自度〈西楼〉曲，即席赋二首》，或以清初此曲演唱不绝，遂误会为当时之作。

秋，在清源迎送龚鼎孽丁忧回籍。

《定山堂诗集》卷三十三《寄怀袁箨庵水部用杜少陵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小引云：“丙戌秋，扶服南还。抵清源，则已为中秋前二日。释庵存我甚至。痛楚中得见故人，属且闻戒，小为停泊数宵。涉之行，复孥舟送我，几及百里。此义，古人哉。不孝孤子世弃核耳，自伤七尺当骨人口，或不免以馀波溅知己，而箨庵长者顾且安之，即一日不死，岂敢忘旅食彭衙时耶。济宁守渡，用杜韵粗述鄙怀，神理久荒；原唱复尔轧茁，勉而就此，知不满大雅一轩渠也。”注云：“途中始闻孙垍龄之严参，故云闻戒。”

顺治五年戊子（1648）五十七岁

自工部郎中升任湖广荆州知府。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四有诗《彰德道小遇袁令昭》。诗有云：“五十郡太守，良胜殿中趋。双驺夹朱毂，直往荆南驱：”《荆州府志》卷二十三知府袁于令下注云：江苏贡生。知以字行。

顺治十年癸巳（1653）六十二岁

自荆州知府被劾罢官。

《吴（伟业）诗集览》卷十四下《赠荆州守袁大韫玉》题下注引程迓亭云：“顺治十年三月，湖广抚臣题参袁于令等官十一五员侵盗钱粮。时布政使林德馨已内迁左副都，而工科给事中张王冶遂并劾之。”

《荆州府志》卷七十八引《郢书》云：“何氏者国色，工诗词。居平巷（巷，疑当作康）。识袁箨庵才，誓以终身。尝倾赀助之。及袁守荆州，何自苏亲访焉。公适外出，未之见也。旋，暴卒。瘗之后圃。公每忆前事，窃怅憾。今所传《西楼记》或谓为何作也。

公故以制曲擅名当时。王渔洋所谓‘红颜顾曲袁荆州’也。后三十年，太守兴化李公偶游后圃。恍惚见女郎，徘徊月下，就视即灭。心诧之，旦以问其部下。有老吏白其故，乃命启棺而殓焉。改葬于草市之岳山坝。且曰：袁与何虽中乖，然夙世缘也。当以其封予之，庶以雪两人地下之恨乎。爱碣日：何恭人之墓，而题二绝于后。诗云：风流太守锦帆才，三十年前宝瑟摧。旅榇荆南归未囗（得），章华春草隔苏台。象服鸾章总不知，繐帷萧寺动予悲。一丘且瘗夫人骨，麦饭荒原故老思。今墓与碑俱存。”

“兴化李公”名为霖，顺治十六年第二甲第二十名进士。据《题名碑录》。凫公与妓女往来事，似可信。但云《西楼记》为何氏作，误。

《静惕堂诗集》卷二十《喜值袁箨庵赠诗三首》末注云：“箨庵罢荆州守归，侨居白下。”袁氏罢官后侨居白下，穷极无聊，观其《致安公》札可见。周亮工《尺犊新钞》卷十一载此札云：“公询老夫近况耶？昨题斋中一联曰：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况，如是而已。”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六《赠荆州守袁大韫玉四首》小序于今昔之感亦有生动描绘：“袁为吴郡佳公子，风流才调，词曲擅名。遭乱北部，佐藩西楚。寻以失职，空囊侨寓白下。扁舟归里，惆怅无家，为作此诗赠之。”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六十七岁

寓西湖。

毛先舒《赠袁箨庵七十序》云：“始先生戊戌来西湖，余与一再会面即别去。末由展谈宴，然先生颇亦有以赏余。”见《毛稚黄十二种》《譔书》卷一。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七十岁

周亮工作诗《袁箨庵自书日‘走凡’。询之，曰：客有自称飞仙者。以此对之，戏成》。见《赖古堂集》卷六。诗云：“七十颜能驻，如公胜偓佺。新词柔老腕，妙舌纵长年。得在身堪门，知贫道自贤。凡夫真具足，不更羡飞仙。偓佺，仙人名。”

毛先舒为作《赠袁箨庵七十序》。

《毛稚黄十二种》《撰书》卷一《赠箨庵七十序》云：“古之贵寿者，非徒以其得年多也。盖睹老成人，亦足以观世变，察古今，感慨系之，于是乎在。故贤者之寿，不同于恒人焉。吴门袁箨庵先生今年寿齐七十。（以下三十一字见本谱顺治十五年，不重出）今年复来，余携酒过其寓，酌先生酣。先生起踸酒，慷慨而歌己，叹曰：吾年七十，阅世久矣，而世亦阅吾身。且吾所谓倒植人也。凡士，自贱起家为官，振跃风采，为当世所寰畏。盛车马，广交游为娱。快角骋之好，或更稍自树，有施于物，天下士益相与矜而乐颂之已，优游林泉老焉。若仆生神庙初载耳……时天下大安乐，已稍变衰，至于今。今薄宦非余意，而又报罢。余且老矣，贫甚于未宦时。呜呼，事岂可复道也。吾与君唯饮酒。余以观先生，盖豪忼豁达人也。命余深矣。嗟乎，今之人亡论没身富贵者，颠蹶而漂溺，即踔踸自矜，饰为官高，浸而次且，口为之法，而目为睮，不惜甚劳，曲高其尻，犹欲饰之汰厉亡毁，吾尝以喻歌发调；凌止而中不续，既哑且促，卒为听者笑。先生声伎游酒，至老不衰。其平生跌宕文囿，而踽躅宦途，皆其不自掩其真者也。然欲先生寿矣，夫盖真则有馀于质，有馀于质则逸，逸则日休，日休则寿。夫先生之寿可臆量也哉。”

毛先舒（1620～1688)，杭州人。明诸生，明亡后不仕，人称草荐先生。长于音韵学。著有《韵学通指》《南曲正韵》等。

康熙七年戊申（1668）七十七岁

二月，序犹子袁园客校订凌濛初编《南音三籁》。署：“康熙戊申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按，此为推算于令年岁之唯一可靠记载。

康熙九年庚戌（1670）七十九岁

得洪昇自钱塘贻诗为赠。

《洪昇集》卷一《啸月楼集》卷一《遥赠朱素月校书，戏简袁令昭先生三首》诗云：“亦知相见杳何期，无奈闻名即梦思。一片月光横素影，画楼何处不堪疑。玉步含娇不肯前，朱唇吹雪堕琼筵。罗浮记得元相识，那不逢人说可怜。想象朱颜隐画屏，夜阑灭烛酒微醒。五陵年少春如海，不信偏怜老慢亭。”刘辉校笺云：“编年：康熙九年，钱塘”。从之。沈谦《东江集饮》卷五有诗《赠朱素月兼呈袁令昭先生三首》或同时作，而略有后先。诗云：“爱移青雀采芙蓉，露湿云鬃宝髻松。腰细不胜罗绮重，夜深还着白轻容。”其二云：“一顾生春尽可怜，依窗时笑月娟娟。广寒宫里秋如水，学得长生只独眠。”其三云：“谁遣新歌谱玉筝，看花隔雾转多情。幔亭白发三千丈，那更风流让后生。”

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 八十三岁

卒于绍兴属县上虞。

董含《三冈识略》卷七《口舌报》云：“吴中有袁于令者，字（当作号）箨庵，以音律自负，遨游公卿间。所著《西楼》传奇，优伶盛传之。然词品卑下，殊乏雅驯……余屡谓人曰：此君必当受口舌之报。未几寓会稽，冒暑干渴，忽染异疾。觉口中奇痒，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堕。不食二十余日，竟不能出一语。舌根俱尽而死。”

孟森《西楼记传奇考》作卷五，误。董含为董其昌（1555～1636）后人，其所记传闻，类有依据，宜若可信。嚼舌之说可能夸张失实，无碍其大体也。其“词品卑下，殊乏雅驯”云云，非董氏一人之酷论。徐复祚《花当阁丛谈》评其《西楼记》云：“调唇弄舌，骤听之亦堪解颐，一过而嚼然矣。”吴梅《顾曲塵谭》云：“（《西楼》）惟《侠试》一折北词，尚能稳健，余则无一俊语”，缘此为其少作，其后出之南杂剧《双莺传》行文已多所改进矣。沈璟侄沈自晋《望湖亭》第一出【临江仙】云：“词隐登坛标赤帜，休将玉茗称尊。郁蓝继有槲园人（叶宪祖），方诸（王骥德）能作律，龙子（冯梦龙）在多闻。香令（范文若）风流成绝调，幔亭（袁于令）彩笔生春，大荒（卜世臣）巧构更离群。鲰生何所似，顰笑得其神。”说者每以此为吴江派点将录。于令《剑啸阁自订西楼梦》，以龆代齣，范香令亦然。此本陈与郊，陈与郊则又遵沈璟约束也。《剑啸阁自订鹔鹴裘》但有出名，而无齣龆字样。曹溶《静惕堂词》有【贺新郎·送棒庵会稽之游】: “草露何须久，拥油幢，荆州部曲，布施依旧。芍药栏边老供奉，闲却裁云妙手。渐醉墨题残玉斗，海畔扁舟成独往。定中宵，对月思亡友。写别怨，短亭柳。  床头钱罄休搔首……况娥江、暑涨清如酒。借万壑，为君寿。”不悉此词是否为此行作。先是，崇祯三年（1630）己有越行，其目的地亦不在郡城。或为同一人，顺治间掣之赴荆州任，后又来访，并终老于此，惜其人名卑位下，无可查考。观词中“海畔扁舟成独往”、“娥江暑涨”句，似在绍兴属县上虞近海一带。词又云：“定中宵，对月思亡友”，不知是否指何氏？若是，则疑为何氏亲人。参本谱顺治十年。

注释：

①《辞海》1979年版作“1581～1640？” ，生年殆误。据《秋水庵花影集》 卷一《乙丑百花生日记》，乙丑为天启五年(1625)，施时三十八岁，如是则生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