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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问你们，太祖皇帝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朝廷的政策要随着天下局势的变化而做出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也不是？”

    他见众人沉默，接着道：“既然太祖皇帝说过这话，那永乐一朝推行新政，难道不是顺天应人么？否则，我等岂不是顽固不化？”

    众臣皆不做声。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洪武时期，皇孙为数不多，且大都年幼。除了就藩的亲王外，其余年幼的亲王仍生活在宫中，在大本堂进学，这倒也没什么。”

    朱高煦接着问道：“可如今诸皇孙与年幼的亲王已逐渐年长，再过十数年，皇室子弟必然会超过百人，难道还要像以前那样在大本堂进学么？”

    “况且，太祖皇帝改封诸王于海外建国，若诸王不会治国理政，到了海外，既不会领兵打仗，又不会治国理政，岂不是成了一个昏庸无能的国君。还如何为朝廷藩篱，拱卫皇室？”

    他这一番话说下来，殿内的许多官员竟然不知道该从何处反驳。

    可方孝孺乃当世大儒，熟知各种历史典故。

    他恭声道：“殿下，时移而事易，事易而权变。陛下培养皇室子弟，我等自然是不反对的。我等反对的是传授皇室子弟帝王术，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帝王之术，只有天子与皇储可以学习，其余皇子皇孙怎可学习？”

    “既然诸卿反对传授皇室子弟为君之道，那孤有一问，若不传授众亲王为君之道，将来诸亲王作为一国之君，该如何治理国家？”

    朱高煦反驳道。

    方孝孺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圣人认为，国君当垂拱而治，从谏如流。国家的治理自然由国君手下的佐官去负责，国君只需要赏罚分明，任用贤者为辅政大臣，国家便可大治。”

    周《尚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垂拱而治”，比喻统治者不做什么，却能使天下太平，多用作称颂帝王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即是以制度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朱高煦又问道：“垂拱而治，择贤者而任之，从谏如流，那何人是贤者？韩非子认为‘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先生以为然否？”

    方孝孺答道：“臣认为，贤者当是德才兼备之人。”

    “韩非子的说法显然不对，因为贤臣遇到昏庸糊涂的国君，他便无用武之地了。毕竟，昏庸之君喜用投机小人，根本不知何为贤臣。对昏庸之君来说，那些整日进谏的臣子很讨厌。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因此，识人用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朱高煦道：“先生说贤者是德才兼备之人，那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与才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说一个大字不认识的屠夫，他品德高尚，拾金不昧，乐善好施，但能委任他为县令，去治理一县百姓吗？”

    这话一出口，方孝孺顿时语塞。

    不过，他终究是大儒，很快想到了反驳的点子。

    “殿下，汉初之时，有萧规曹随的典故，而后经过千年的积累和沉淀，我华夏的典章之制已有成文。因此，贤者的标准可以从史书当中找到。”

    朱高煦笑道：“依方先生之言，那帝王之术亦能在史书当中领悟得到喽？”

    他这话还真没有说错。

    在秦汉时期，史书不是一般平头老百姓能有机会阅读的。

    一直到唐宋之际，随着印刷术逐渐通行于天下，乃至活字印刷术问世，底层的读书人才有机会搞几本史书读上一读。

    “这是自然。”方孝孺恭声道。

    他必须承认朱高煦说的没错，毕竟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否则《资治通鉴》的意义何在？

    “先生说帝王之术只能由帝王与储君学习，可之前父皇让先生为孤讲解《资治通鉴》，那先生是否等于趁机学习了一遍帝王之术？”

    朱高煦沉声问道。

    “臣不敢。”

    方孝孺赶紧起身，跪在地上拜道。

    朱高煦连忙道：“先生快快请起，孤没有问罪的意思。”

    待方孝孺起身坐下后，他环视殿内众人，高声问道：“还有何人持反对意见？”

    “启禀太子殿下，臣反对。”

    解缙起身行礼道。

    朱高煦也不生气，抬手示意解缙坐下说话。

    待解缙坐下后，他接着道：“说说你反对的理由。”

    ps：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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