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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谓由奢入俭难，刘俊良和他的团队习惯了之前无需为经费担心的科研条件。让他们再回到以前那种五块钱、十块钱都需要斤斤计较的情况，肯定会很不适应！

    这些都是我们说服刘俊良的有力论据，但如果他最终还是拒绝了也没有关系。另外再找一个有潜力的研究员就行了！香港工科人才匮乏，为了搜罗真正有实力的大牛，我们被迫从台湾、英国、美国等地招揽！而大陆恰恰相反，有潜力的研究员并不少，真正缺少的是给他们展现自己实力的优秀平台！”李轩淡然的说道。

    有人把国内的八十年代誉为“科技的春天”，国家拨乱反正后。大学恢复招生，科研院所恢复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现实情况却远没有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乐观。

    七十年代末，当时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但国家投入科研的经费，却占到了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32%。之后，国内经济开始慢慢好转，但科研经费的投入却一砍再砍。从1979年的2.32%，一路降到八十年代中期的0.6%，并在这个低位徘徊了十几年。

    当时正是中美蜜月期，西方国家放松了对国内的出口限制。因为国内的技术普遍与国外的先进水平有着明显的代差，在自己造不如国外买的思路下，大量研究项目被迫下马，资金纷纷被用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现成品。

    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运十飞机，从1970年立项后攻克了无数难关，却在1986年因为无法筹集3000万元的油费而被迫停飞。当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某些部-委更看好与美国合作，把资金投入到沪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合作上。

    国内期望通过先进行散件组装，再一步步国产化，最终实现能够自己生产先进大飞机的目标。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美国人给坑了。第一批飞机完成国内组装后，麦道公司已经被波音收购。波音公司果断取消了与中国的合作，因为对它来说，卖整机的利润显然更高。

    也正是因为*十年代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的严重不足，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知识的悲哀，也只有在国内才会出现。

    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科教兴国战略”已经被写入基本国策，国内教授的薪水收入和社会地位，相比于香港和台湾，依旧是大大不如。当然，那个时候学术*已经开始横行。

    国内的教授们只要能申请到项目，算上做假账后从科研经费里中饱私囊获得的灰色利益，总体收入并不比香港、台湾的同行少。但这是建立在对科学和法律的践踏上实现的，付出的代价是教授这一原本受人尊敬的职位，变成了“叫兽”。

    同时，科研的萎缩带来的后续恶果，是整个社会原创土壤旳丧失，于是山寨成为主流。踏踏实实搞研发的人都饿死了，歪门邪道搞拿来主义的人都暴富了。大学原本应该是原创研发的最核心力量，但是当一所拥有110年历史的国内名校，连一个校庆宣传片都习惯性的去剽窃别人的创意时，足可见国内的创新精神已经丧失到了何等地步。

    李轩倒是希望能够改变这种可悲的状况，但这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太复杂，不但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还有法律保护，社会观念等许许多多的因素。在不伤害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他愿意敲敲边鼓，尽自己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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